【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人们常说编辑工作是给他人做“嫁衣”。照此理解，编辑也就成了“文化裁缝”。在计划经济年代，图书市场很长一段时间是卖方市场，作为“裁缝”，照着“作者身材”做出“嫁衣”就完事了。但是到了今天，这些就远远不够了。 
 
    在贵州黄果树瀑布附近山崖上，刻有几行不规则的图案文字，无人认识，号称“红崖天书”。1995年，贵州安顺行署领导宣布，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崖碑。之后，贵州天书实业公司又追加赏金百万元。1999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工程师林国恩，运用系统工程理论，结合中国文字书法的演变，经过9年潜心研究，破译成功，认为这是明代避难至贵州的建文帝，用隐晦的图案文字，刻下的讨伐永乐帝的一篇檄文。这个结论在当年贵州召开的研讨会上得到多数专家的认同。林国恩还将此成果向上海市版权局进行了版权登记。随后他将破译过程写成了一本书——《破解红崖天书》。

　书稿受到出版社的三种对待：一家开口就要钱；一家囿于习惯选题标准，没有看中；而另一家，却以新的视野，把这项出版资源进行适应市场需要的开发。编辑表示，这是个好题材，但现在的书稿过于专业，太枯燥。建议作者去买一本《达·芬奇的密码》看看，利用原书素材，改写成文化悬疑类通俗读物。最后双方商定，先出一本学术本，再改写一种通俗本。目前，学术本已经上市，反映很好。不止一家电视台约请作者上贵州拍摄破译天书的专题片，还有投资方考虑拍摄建文帝靖难的电视剧。一种是只知道按作者“身材”及要求的“款式”量体裁衣，而不问做出的衣服是否好看的“裁缝”；另一种则不满足于做“裁缝”，而要做“时装设计师”，即使作者设计的“款式”不理想，只要“布料”有潜力，就运用编辑的智慧，把它打造成受市场欢迎的“时装”。这两种“裁缝”观念的差别，实际上就反映出了转型期对编辑工作的新要求。

　编辑当然必须尊重作者的创作，但在作者认可条件下，帮助作者获得最佳的出版效果，正是对其作品高度负责的表现。这个故事至少可以给编辑如下启示：一是转型期的编辑，眼光不仅要盯住“上游”（作者），更要瞄准“下游”（市场），设计出运用资源的最佳方案；二是千方百计提高编辑含量，努力扩大原有资源的附加值，使有限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三要善于用新概念激活老资源，使其焕发出新的功能，也包括用新包装改造旧资源，赋予其新的生命。此外，面对原生态的出版资源，切莫“叶公好龙”轻言放弃，要看到可供开发的错位潜力，运用新思维，设法使其转化成适销对路的成熟产品。能做到这些，会做嫁衣的“裁缝”，就成了紧贴潮流的“时装设计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