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给每一位与会代表的会议日程安排中，会议主题词被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与会的每一位专家学者对于会议研讨的内容很快集中到“古迹保护、景区建设、旅游拓展”的论题上。因此而成立的“红崖天书”研讨会秘书长原安顺地区博物馆馆长，现安顺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李业成老师作了“黄果树红崖古迹保护及其景区建设意见研讨会”的发言。在其10分钟的发言中按照古迹保护、景区开发与拓展三个方面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深度的阐述。这位曾在99年11月-12月期间到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讲过学的安顺文博界学者，几乎将自己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红崖天书的研究事业。在谈到对天书原迹进行旅游性开发所作的修复中所阐述的观点变成了与会争论的焦点。

    “由于红岩原迹经过多年自然的风化以及部分邻近的村民的人为破坏，要实现旅游景区景点的开发必须对原迹进行抢救性修复。”停顿了一会，他似乎又意识到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于是严肃地说：
“原迹的修复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是不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原迹在我们着一代人手重消失也是一种罪过。”

    继而他又对旅游与保护开发的方式如是说道：“天书并不是岩壁画”他以一种很专业的态度和口吻首先界定了红崖天书的性质。将这种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图案与在贵州大山岩壁上更为常见的岩壁画区别开来。”

    “它是黄果树景区范围内的一个景观，但更重要的是保持其绝对的神秘性。”他用了“绝对”两个字来强调了天书作为景点开发的意义。

    “........除了搜集历朝历代关于天书的拓片，版本集中展示而外，很有必要设立一个博物馆，还可仿制贵州各地的岩壁画篆刻于岩石上，成立省内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继而他又强调“人为的东西一定要看不出人为的痕迹。”

    作为景区的主管部门贵州省建设厅的意见却更加强调了作为景区开发一部分的规划整体性，并强调了规划设计与论证实施的紧密联系性，要求天书的开发一定要找准问题症结，解决古迹保护措施不利、风化严重的问题。

    陈黔生，安顺市人大副主任，红崖天书研究学者，也是当天到会的安顺市最高政府官员。

   “开发之初，应确定红崖天书的统一称呼”面对长期以来“红崖古迹”|“红崖天书”、“红崖碑”等不一而足的称号，这位曾经生活工作在安顺文化战线上的老领导首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很清楚地意识到统一“红崖天书”的对外称呼在今后景区开发后对外展示统一形象，做好游客引进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性。但接下来这位主要参与过九五年首次红崖天书开发并见证过百万元悬赏破译天书一事的政府官员更加提出了一个令在座的每一个人更加震惊的观点，并引爆了全场激烈的讨论。在谈到对已经几乎模糊的崖壁进行保护和恢复采取的措施时他这样说：

    “从红崖天书最早文字记载发现到目前为止已逾4百余年，很可能原址已经被不断的雨水钙华层覆盖，能不能在原址上选取一块较小的地方，采取科学清洗的方法进行试验性的清洗探查原迹背后的秘密？”

    支持他提出这样的观点的依据来自于他的一段经历。95年红崖天书进行第一次开发后，时任安顺文化部门主要领导之一的他曾经接待过来自甘肃周易研究会的6个气功师，这一帮人曾经在红崖天书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据说每天上山面壁禅坐，他们“利用宇宙信息的反馈”和特殊的手段，称天书的秘密全部在于崖体背后。而这样的观点在于他的思维里转化成了山崖钙华遮住原迹的“真象”这样一个物理作用的观念上。在苦苦潜心思索天书的秘密多年以后，他的思维跳出了天书本身的内容，发散性地考虑到气候、物理和人为的许多因素上，从而考虑到它的载体——崖壁本身。支持他提出这一观点的动因还在于他本身在考虑旅游需求与文物保护两者本身怎样结合的问题上，于是力图要“恢复红崖天书原态，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古迹面貌。”在旅游开发这一点上他亦然提出又一个隐忧——来自于红崖天书归属问题的争论。

    “......决不能孤立地做黄果树景区的规划，应该将周边的资源结合起来考虑。”他如是说。
由于红崖天书所在的晒甲山地属安顺市关岭县，但以关岭县的财力和实际情况根本就无力开发以红崖天书为主的霸陵河峡谷访古景区以及并列其中的滴水滩瀑布景区。而这一切恰好在整个黄果树景区对外公布的（1982年）115平方公里规划核心景区范围之内。

    “......提倡‘红崖天书’的开发、管理采取属地管理的原则，采取经营收入利益分成的方式剥离地缘管理与旅游开发经营之间的矛盾。为做大安顺旅游经济、舞活贵州旅游的龙头统一大旅游的认识。”
话音未落，另一个声音强调。“我认为‘红崖天书’不能孤立地看待开发与保护的问题，更应该考虑黄果树整个区域内大环境景观开发建设，面对游客的问题......”，这位从1980年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建设之初就参与黄果树建设的耄耋老人，原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副处长雷选隆老人语调铿锵地说道。

    他仍然将景区包装说成是“面对游客的问题”。作为景区开发建设、管理、保护的曾经最有力的执行者之一，显然对“红崖天书”开发中面临的行政区划管理问题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

    从那个“拓荒”的年代走过来，他更加赞成景区开发应该本着科学而大胆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与他工作了几十年的搭档，老朋友，原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宋海年老人也禀持着相同的态度，他同样强调了当年报国务院的规划审批中就包含了“红崖天书”的景区。

    “天书已经到了开发的时候了，今年景区提出的200万人次的游客数目标，需要有新的景区来吸引和分流游客。”随后他又谈到许多黄果树当年开发建设时的故事，然后总结出一个结论：“当初天星桥景区的开发就是走先开发、先绿化，再进行规划论证的路子，保护性开发与规划论证同时进行，保证短时间内与市场接轨.......”在他的讲话中，同时还突出了另一个“红崖天书”已到开发时机的重要论据。

    正在形成的大黄果树旅游经济圈是“红崖天书”开发的基础。“六条道路正在黄果树的区域范围内汇集，关兴高等级公路（关岭——兴仁）、镇胜高速公路（镇宁——云南胜境关、320国道主干线部分）、水黄高等级公路（水城——黄果树）、贵黄高等级公路（贵阳——黄果树），老滇黔公路，清镇高速公路（清镇——镇宁、320国道干线），黄果树正在形成新的陆地交通枢纽，同时还有已经开通运营的黄果树机场......”

    老人平和的眼中放射出些许兴奋，在黄果树奉献了一辈子，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黄果树大发展的那一天。随着黄果树新城的建设，这个为了保护景区生态和良化景区环境、解决旅游发展需求与景区保护这一矛盾的新兴旅游城市，将被赋予交通重镇的角色。为了使今后的黄果树成为真正进出南疆的陆地“大通道”而不是“大过道”，加大景区的开发建设力度，尽快推动景区旅游环线（六大景区的联动）形成的进度，提升景区档次、丰富景区旅游项目的供给能力才是当务之急。他强调，健全景区服务设施和功能，才能使景区成为西南大通道上的一个重要目的地，而不是过度地带。

    而现在的黄果树在今后的几年中，除了要实现郎弓景区、石头寨景区、大瀑布中心景区、天星景区、红崖天书景区以及霸陵河峡谷访古等景区的开发和深度开发而外，还将以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人文景观和旅游项目的建设来充实黄果树景区的文化内涵和景区的休闲娱乐性。从而实现景区向旅游区实质的转变。而这一点也正是在会的每一位专家激烈争论中难有的共识所证明了的趋势和取向。

    曾经在关岭县任过职的现安顺市建设局李卫平副局长持有的态度就是“保护与开发应该同时进行、同时研究。”

    “90年代的第一次炒作极大地提高了红崖天书的知名度，需要尽快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技术进行保护......如果再等，仅剩的一点痕迹很快就会没有了”，他显得很平静，可语调却很急促。

    “我赞成省、市旅游局和大部分专家的意见，可以先选址建造博物馆，成列复制品，相对容易地形成景区的开发态势，然后再进行深入的保护和研究。”停顿了一会，他强调道：

    “这可以使两方面都有利。”他所指的两方都有利是指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都有利。

    来自省、市旅游局的意见认为：贵州自然景观的容量有限，虽然尚有许多未开发的美景藏于“深闺”，但是景观的内容和类型相对较少、差异不大。走文物保护与景区开发扩容相结合的路子对充实黄果树这样的具有代表性景区文化内涵的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对于全省开发与保卫这方面的旅游资源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黄果树的扩容就要从周边考虑，本着“保护要体现价值，价值要为保护服务”一样，他们更加倾向于对天书原状的保护性开发。更加注重复制品，相关历史物品达的展现，以增加天书神秘感的目的来建一个博物馆类型的与原迹相协调的人文景观，展示天书的研讨和历史方面的内容，并以合适的方式组合成对黄果树旅游有宜补充的旅游项目。

    “修复就要解决技术性问题，首先是现存的七个版本选定就是一个难以规避的问题。”贵州省文物局的侯局长皱起的眉头，似乎表示要修复原迹首先面临现存的历史上的七个关于红崖天书拓片的版本的选定和取舍困难，而现在有谁又能站出来说这个版本是正确的，是最原来的？这就意味着另外六个版本的“寿终正寝”，这样引出来的问题必然在学术界引来掀然大波。

    贵州省文物局的专家与省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娄清共同得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保护文物的神秘性重于恢复文物的原始状态重要。”于是一切的争论又回到了原点。
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点令人注意的是历史上关于“红崖天书”的一个事件至关重要地影响到了对这场关于古迹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争论。

    据记载，当初的红崖天书“字若朱画”、“笔画如新”、“岩石剥落寸许”，“碑文”“并非镌刻”，其“字若大者深刻者，然迫视无斧凿痕。”因此，它在人们的心目中自然产生一种非人工所为的神秘之感，从而获得了“天篆”的雅号。清光绪年间发生的一件事，使此后的人们无从再目睹“红崖碑”上“天篆”的真迹了。

    当时，永宁州（现贵州关岭县）官令当地团甲急速摹印一批“碑文”以便送人，一位自作聪明的团首罗光堂先用桐油拌石灰涂凸字面，以便敷衍了事地拓下一些碑文。后又因洗刷不去石灰桐油，竟叫来石匠将岩面剥脱一层。最后，参照原拓本的某此符形，随意刻画一些，再涂上一层丹砂。此举虽使得“红崖天书”的非人工性荡然无存，但却给后人探索“红崖天书”之秘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和人为的混淆。

    因此，无论是谁，在对“红崖天书”的开发进程中面对逐渐模糊的崖壁，采取的都是保护大于恢复原迹的态度，有谁又想冒天下之不韪去认定现存的版本谁就是真迹，复而“涂抹其上”呢？但在面对其作为旅游景点开发的问题，贵州省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娄清的建议无疑更加附合景区的初衷。